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，原本可能只是无数寻常夜晚中的一个，却因为一个小插曲，就此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浓重一笔。

已赴任黄州团练副使三年半的苏轼，因夜不能寐，遂起身往承天寺寻张怀民，邀之闲游寺内，怀民欣然作陪。以上，有《记承天寺夜游》一文为证。许多人都把这段故事视为挚友情谊的佳话，网友还一度将其引为话梗，直呼“我的怀民在哪里”。

郑金强/摄

谁是张怀民？史料鲜有记载，综合推断，此人应名张偓佺，怀民、梦得只是其字号，河北清河人氏。其因“某些违法行为”于当年三月被贬黄州任主簿。

关于张偓佺被贬，网上有种说法，认为张偓佺系因挪用公款讨好王安石而获罪。然溯查该说法的出处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细考，其中所引据的“妄用公使钱修造”“拆镇淮桥，修精义堂”实则为时任江东转运判官何琬上疏奏劾江宁知府、新党中坚吕嘉问之言，与张偓佺并无直接关联。至于书中所提“江宁府签书判官张偓佺违法事”究竟为何，不得而知。但身为江宁府签书判官，也即吕氏幕僚，难免会受牵连。

王安石二次罢相后，封荆国公，逐渐淡出政界。反对派趁机攻击新党，张偓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贬。抛开其他不谈，至少在政治立场和阵营归属上，张苏二人是相背的。

另外，苏轼与张偓佺亦非故交，二人应当是在黄州初识。此时的黄州，不过是“长江边上一个穷苦的小镇”（林语堂《苏东坡传》），两个同遭谪贬的犯官，就在这里产生了命运的交集。

那么问题来了：这样一个张偓佺，何以苏轼会如此视其为挚友？

苏轼当时携家眷居于临皋亭，与承天寺相距甚近，估计也就七八百米。这也为两人相识乃至日后往来创造了有利条件。张偓佺来黄州之前，苏轼便常去承天寺游玩。在这样一个荒凉闭塞的小地方，对于外来生人是非常敏感的，很快，附近皆知寺里新来了一个被贬的官员。有同僚贬谪至此，以苏轼广交天下朋友的性格和自身遭遇所引发的共情，自然要拜访一下。

张偓佺在黄州逗留时间并不长，承天寺夜游后两个月，便接到朝廷一纸文书，调回汴京任职，算起来在黄州统共不到一年。在这么短的时间里，他们的友谊是怎么深化到可以月夜同游如知己的？

苏轼会不会并不十分了解张偓佺呢？细想似不可能。二人既见面，按常理必定会问及被贬事由。即便张偓佺未予详答，抑或搪塞言他，以苏轼的人脉圈子，不可能一直被蒙在鼓里而不知。

更有可能的情况是，苏轼明知张偓佺其人其事，仍旧选择与其为友。这一方面可能与苏轼到黄州之后的心态和思想变化有关。苏轼一生三度遭贬，黄州是第一次，也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一次。在这里，苏轼每日垦荒耕作，体察俗常百味，实现了向“东坡居士”的身份转变，也不再执着政事，修习佛道，随缘悦己。

另一方面，张偓佺的为人应当也赢得了苏轼的认可。从苏辙《黄州快哉亭记》的记述中，可以窥得一点张偓佺的影子：“今张君不以谪为患，窃会计之余功，而自放山水之间，此其中宜有以过人者。”由此可见，张偓佺也是性情中人，恰与苏轼相投相合。在与好友滕元发的尺牍往来中，苏轼还尝以“佳士”之称大赞张偓佺，足见对其欣赏之情。

这时的苏轼，正像他此前一年所作《临江仙·夜归临皋》中所写，“长恨此身非我有，何时忘却营营。夜阑风静縠纹平。小舟从此逝，江海寄余生。”朝堂上的那些是非恩怨，已皆如过眼云烟。反倒是同为天涯沦落人的这份机缘更显无比真实，且弥足珍贵。至于那晚二人到底聊了些什么，只有他俩和天上的明月知道。

纵观苏轼的一生，既是自我觉悟的一生，也是扶携与共的一生。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，成就苏轼的，既有苦难历练，也有至爱友朋。每个人都不是独自生存在这世上，能交上几个真心实意的朋友，实为至幸。于张偓佺而言，亦是如此。

黄州承天寺今已不存，仅余遗址供后人瞻仰感怀，张偓佺其人其事在史书上也未留下太多痕迹。然而一篇不到百字的精妙小文，却将这座寺庙和这个被作者亲切地称为怀民的人记录下来，至今仍然鲜活生动。